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张维迎：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世界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理解中国经济
且不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近40年来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以往4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尚有争议。目前，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 “中国模式论”与“普世模式论”两种解释。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即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后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中国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我2018年年初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技术成果。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整体市场化指数自1997年的4.01上升至2014年的8.19，期间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市场化指数有些许下跌。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场化程度位列前茅，东部的市场化指数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反观地区GDP增长率我们却发现，2007年之前东部的GDP增长率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但2007年之后反而是西部的增长率位于首位，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还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近五到十年来，各省市市场化程度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地区的体制和政策优于东部地区，进而要求东部和中部向西部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西部的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后期具有了“后发优势”。东部1997年和2001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超过西部2006年和2014年的市场化程度。利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不管是近十年还是近四十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都与GDP增长率正相关。这便揭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点上的经济表现而不结合历史就推断出某种因果关系。更多的实证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包括中国城镇国有部门（或者私人部门）就业比重、国有（或外资与私人）工业资产比重等指标与人均GDP及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等等，毫无例外地证明：国有部门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与国进民退的地区相比，国退民进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业绩。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大部分靠的是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都可以靠套利赚钱。随着套利空间的收缩，今后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创新。经济学家用三个指标衡量创新：研发密度、专利、新产品销售占比，分别对应投入、中间和产出三个阶段。就这三个指标而言，中国近十来年还是取得了不小进步，但地区之间差别巨大。跨地区数据分析表明，这三个创新指标都同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上述证据表明，“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更大的麻烦是，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40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皇帝的“奇技淫巧”
从最智慧的明君到最残酷的暴君，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技术的丰度会带来财富。公元1世纪罗马有位工匠，他发明出一种节约人力劳动的机器，献给了韦斯巴芗皇帝。
韦斯巴芗，这位以重建帝国秩序、善于经营国库闻名的君主，下令重赏工匠。
然后命令他再也不许制造这种混账东西。
韦斯巴芗是古代统治者的一个代表，这群人或许愚昧，但并不愚蠢。
他们知道技术可以带来财富，但是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非效率。
如果技术带来的只是生产率提升，那么我想任何有脑子的统治者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它。
问题在于，技术必然会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影响分配，影响生产关系，影响阶层力量对比。
而且怎么个影响法，是难以预测的。
这才是真正要命的事情。
17世纪时，一位法国传教士翻山越岭，终于见到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苏里雅·翁萨。
传教士向国王建议说：修建公路和运河吧！陛下的王国将会空前富饶，我也不至于如此艰辛。
苏里雅·翁萨笑着回答说，那样外敌和叛军就会畅行无阻，所以我看，现在这样挺好的。
19世纪初，大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瓦尔写信给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亚博士，建议他打开国门。
狡黠的独裁者给解放者回信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我们宁愿在泥巴里过活。
20世纪中，扎伊尔的暴君蒙博托看到邻国布隆迪的同行被人民起义赶下了台，就写信说：
“我早告诉你不要修路，现在他们正在你修的路上开着车来反对你。”
他还不忘得意洋洋地补充说：“我统治扎伊尔二十年，就没修过一条路！”
从最智慧的明君到最残酷的暴君，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技术会带来财富。
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技术意味着变化，而变化意味着风险。
玩脱了的例子太多了。
我们还是拿罗马来说一个。
不过这一次不是古罗马，而是罗马教廷。
为了给漂亮的西斯廷礼拜堂筹集建筑经费，15世纪下半叶的罗马教会正在大举兜售赎罪券。
为了加快印刷赎罪券的速度，他们接纳了一种来自德国的新技术——印刷机。
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事态已经不受控制了，因为印刷机里翻滚而出的可不只有赎罪券。
还有政治传单、俗语版圣经、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以前对《圣经》的解释权都在教会手中，现在人人都能阅读圣经，教会的权威一下子就下降了。
亡羊补牢的教会创造了一项新发明——出版审查——历史将会证明，它的生命力比印刷机更顽强。
但是印刷机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了。
幸运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见证这件事的全过程，并且成功把火苗闷死在了柴垛里。
1492年，当流亡的犹太人把印刷机带到土耳其时，伊斯兰教士阶层及时地发布了命令。
在之后二百多年当中，整个帝国都没有一本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者土耳其文印刷的书。
土耳其的统治者愚蠢吗？并不，他们反而是太聪明了。
他们维护了伊斯兰的统一，笑看基督教的分裂和内斗。
至于18世纪之后，效率在世界上竟然变得比稳定还重要，这种事谁能预料到呢？
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叫做马尔萨斯世界，或者说，受马尔萨斯-李嘉图定律支配的世界。
这个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存在任何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与零和博弈。
在古代世界，零星的技术创新时有发生，但是任何增量都会迅速被人口增长平抑。
结果就是，任何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浮动，所有国家的财富都是温饱线乘人口数。
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从来没有变过。
拉美西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巴勒斯坦的行军速度是差不多的，四千年了路一直是那么破。
汉武帝和华盛顿所统治国家的城镇化率是差不多的，都不过20%，不能再高了。
哈伦.拉希德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用的也都是旱厕。
查士丁尼一世和苏莱曼一世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人口是差不多的，所有人平均寿命都是35岁。
如果有个汉朝人穿越到了明朝，请大家不必为他担心，因为他很快就能适应新生活。
所以，古代人是真的不明白，技术有什么要紧的啊？
古代社会的生活水平，不变是绝对的，变化是相对的，人口是主角，技术连台都上不了。
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技术是主角，人口是配角。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认为，这个世界处于某种停滞或循环当中，直到末日。
中国人看到王朝周期，古埃及人看到神话重演，日本人相信皇国永续，伊朗人相信斗争不灭。
佛教徒、古希腊人相信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坏，基督徒和穆斯林常说：“末日近了。”
谁要是相信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个几千年来看上去没有变过的世界，他一定是疯了。
所以，当新技术带着影响分配、改造社会关系的力量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古人一定是警惕的。
统治者担心失去权力，被统治者担心日子过得更糟。
19世纪初，愤怒的英国工人大举捣毁机器，史称卢德运动。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发现，机器没有让他们过得更好，反而是更糟了。
机器带来的是更长的工作时间，更恶劣的工作条件，更多的失业。
一百五十年后，在英国老爷们离开印度的那个夜晚，甘地正在用手工纺布，表达自己的不满。
甘地并不比推崇工业化的尼赫鲁愚蠢，他只是清楚地看到，孟加拉工人过的比小农更惨。
实事求是来说，古代社会恐惧技术进步的，并非只有统治者，人民群众也是一样。
在中国第一条铁路面前：
“京师人诧所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
清朝的一个奇葩现象马拉火车
义和团并不比八旗勋贵更能接受新技术，他们的恐惧是一致的。
印度老百姓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仅仅是因为愚昧吗？
他们痛恨的不是室内厕所，而是室内厕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主义。
喀麦隆老百姓拒绝接种疫苗，仅仅是因为迷信吗？
他们仍然记得，法国殖民者是如何用打疫苗的名义，强行抓走他们的孩子的。
在技术创新常态化，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今天，技术披上了“中立”“普善”的外衣。
然而事实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晰感受到，技术和阶层力量是绑定的，是统治和被统治的一部分。
当然，整体评价来说
技术是伟大的。
如果没有技术，人类就不可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如此，我们也就无需疑惑，为什么古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恐惧技术。
如何让我还没有存在的天赋潜能，真正存在的时候，真正的富足和丰盛才会出现。深入把握这片土地上中国人的痛点开始。拿出解决这些痛点的大美绝活，给消费者创造真正的价值，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接近美，接近神”。“大美绝活是一种信仰”！与众不同的绝活或好产品，造福消费者的宽度、广度、深度和敏感度，决定了“与众不同的绝活”之“大美”的程度，也决定了个人和企业的未来。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消费者的每一笔购买，是对企业的投票，决定了企业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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